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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道山学海,直谅多闻

时间:2021-12-28

邓安庆,江西瑞昌人。澳门新葡平台正规网址8883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学科点学术带头人,德国“洪堡学者”。兼任中国伦理学学会副会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西方伦理学通史、应用伦理学。担任《伦理学术》丛刊主编,《黑格尔著作全集》常务副主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首席专家。出版学术专著和翻译世界哲学经典名著20多部;在德国Berliner Schelling Studien、《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月刊》(A&HCI)《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A&HCI)等中外名刊发表学术论文170多篇。


问:您本科在山大学习的时候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有没有哪位老师对您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您认为我们在本科阶段的学习里应该注意什么,需要在什么方面多下功夫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山大四年的学生生活给我很好的印象。我们1980年入学,正值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代精神有如春风拂面,大家从祖国各地来到这所具有悠久历史且当时名声很好的重点大学,都很兴奋。大家也都很年轻,20岁左右,每个人写在脸上的都是天之骄子般的自豪感。应该说,我是在想看书却根本找不到书看的年代一下子进入到了大学校园。最初我把许多文学名著都找来读了,非常满足,那几年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快活。现在尽管毕业快40年了,但是我们同学之间的感情至今都特别好,当时一起在山大生活的故事历历在目。

之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说,是因为印象特别深的事总是不太好说,譬如落后的观念和管理方式与80年代改革开放的精神在同落后的观念和管理方式明显可以看得见的矛盾冲突中一步步前进,给我们的印象肯定是最深刻的。有老师给我们做报告,说某某女生居然穿了件大红上衣、流行的喇叭裤和高跟鞋,这居然还能进校门?对今天的大学生而言这有点天方夜谭了。还有78级的师兄们年纪一般比较大,而到了我们80级,一下来了24位女生,他们就开始找各种借口接触我们班的女同学,当时规定大学生是不准谈恋爱的,而我们今天却再也听不到哪位老师会用如此生猛的语言告诉我们:“78级的魔爪已经伸到了80级,我们现在就要斩断这个魔爪。”这个笑话我们一直讲到现在。还有,反“精神污染”时专门请山师大音乐系老师给我们开讲座,如何识别出唱歌时送气法的“精神污染”,邓丽君的歌曲为什么就是靡靡之音,当时我们大开眼界。这些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特殊经历,也是社会发展大潮中的时代元素。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也特别多,实际上当时我们的老师们都很有特点,应该说每一位老师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譬如,臧乐源老师,当时是我们系主任,他给我们做的第一场报告,就朗诵其父臧克家先生的诗歌:“大时代的弓旋,正等待年轻的臂力”,在毕业时也同样是这句诗,就像是我们的“系训”一样,我们听了也很受鼓舞。臧老师做伦理学,讲共产主义道德,上课的声音总像是在喊口号一样,特别响亮,无论是多大的阶梯教室,都不需要扩音器。虽然他讲的都是当时最枯燥的道德教条,但我们一点都不觉得乏味,靠的就是老师的声音和幽默。

刘大钧老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特别深刻。那时候他刚从济南一工厂里破格提拔为大学老师,第一次上课就是跟我们讲《周易》。他能把64卦384爻的爻辞倒背如流,而且课中不时地穿插一点卜算趣闻,吸引了我们一大批同学。虽然像我这样喜欢西方哲学的人,对《周易》兴趣不大,但对刘老师的课却是非常喜欢。当时刘老师油印给我们的《周易》64卦的讲义,我一直保存了很久。

给我们讲西方哲学的老师一共有三位,李武林老师、谭鑫田老师和龚兴老师。他们都各有特色,我都非常喜欢。谭老师讲的斯宾诺莎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所以对谭老师的印象就最为深刻了。我后来的本科论文做的也是斯宾诺莎,谭老师是我论文的指导老师,我直到今天,依然非常喜欢斯宾诺莎,他的哲学一直留在我心里了,这确实非常感谢谭老师的启蒙,他是我国最好的斯宾诺莎专家之一。龚兴老师给我们讲德国古典哲学,他是上海人,当时虽然听不太懂他浓重的上海口音,但讲到康德,我还是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觉得真正的哲学就应该是康德这个样子。后来我们山大哲学系还专门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质明老师来讲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讲了一个学期,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李质明老师出版了《我解读康德<未来形而上学>》的书稿,我至今书架上还留有这本书,我是把它作为山大学哲学入门时的一种特别的记忆与礼物来保存的。所以特别感谢山大哲学系对我的教育。

至于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注意什么,我只能说,要找准自己的哲学兴趣,找一个与自己个性和气质相投的哲学家,深入地了解其整个哲学体系和他思考问题的方法,学会提炼一个哲学家对问题论证的基本功。只要深入了解了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其他的哲学就能触类旁通。掌握了一门真哲学,就有了学习的定力。哲学对于每一个人最有用的地方,就是增强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具有了判断力。如果我们对事物依然还是缺乏判断力,那么,哲学要么没学好,要么学了假哲学。因此,我认为在大学中每个人都要自觉地培养辨别什么样的哲学是假哲学的能力。

问:您博士论文做的是谢林,您关于谢林的研究其实也是很早的,也翻译了谢林《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和《布鲁诺对话—论事物的神性原理与本性原理》,您是怎么理解谢林的启示哲学的?

我的学术研究不是从古典的谢林开始,而是从现代的伽达默尔开始。硕士期间我研究的是伽达默尔的释义学,它为我之后的整个学术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从1986年开始读硕士,那时伽达默尔的释义学刚刚被介绍进来,我可算是最早的一批学习与研究者,我后来出版的《伽达默尔集》译文实际上都是当时自己研究时必读的文献资料。伽达默尔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他本身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同时也是尼古拉·哈特曼的学生,伽达默尔的哲学不仅与存在论紧密联系起来,而且与西方古典传统,即一种以伦理学为核心课题的哲学结合起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所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范式对我的研究起到了一种决定性的引导作用,可以这样说,我自己研究的路线与方向,完全是按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研究的进路进行的,即从对浪漫主义的批判,综合康德与黑格尔,再进到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复兴,这是一种立足于现代性的问题意识,统合古今的努力,所以,伽达默尔的释义学能够让我们立足于现实问题而进入哲学,然后再到古典哲学中去寻找思想资源,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做哲学的方式。

谢林研究是从我博士阶段开始的,武汉大学的陈修斋和杨祖陶两位先生一直都是合招研究生,1989年的博士生他们两教授就招了我一人,因为我研究德国哲学,就由杨祖陶老师具体指导。杨先生身上一直保持着严谨与严格,他知道我硕士论文做伽达默尔,所以他首先就跟我讲,“你的博士论文选题,必须从现代德国哲学转向到德国古典哲学中来,我不好指导你做现代哲学。”这样一来,我就想到沿着伽达默尔指引的路线,把浪漫主义哲学好好研究一下。当时主要考虑到国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状况,康德和黑格尔研究的成果很丰富了,而对于谢林却几乎无人研究,于是我毫不犹疑地就决定博士论文研究谢林。

你提到谢林那本《自由论文》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学界对它的评价也特别高。这实际上有其自身的理由,这本书抓住了整个近代哲学最核心的问题——人的自由问题与恶的起源问题,这是形而上学最深的问题。但由于谢林这本书本身具有辩论性质,牵涉到当时对他哲学的一种基本误解,即把他的哲学误解为泛神论,一种哲学被说成是泛神论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指摘。谢林当然需要为他自己做辩护了,而这个辩护必然涉及到同许多其他人的思想关系,以及如何理解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莱布尼茨的神义论等等,所以造成这部书十分难读,本身是最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又由于误解与辩护被纠缠在一起,但谢林的厉害就在于,通过辩护和论证,回应了时代的精神所需,也创造性地推进了近代哲学。

我当时研究谢林,也有一种青年人的雄心,就是要破一破当时国内几代学人都信奉的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整体看法,就是把德国古典哲学看作是一个从康德的先验唯心论、经过费希特的主观唯心论,再到谢林客观唯心论,最终汇入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严密逻辑发展体系,在这个逻辑发展进程中,每个活生生的独立的哲学体系,都只能是作为一个“环节”被纳入到黑格尔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中。但我们一研究谢林,就知道他从审美直观来破康德理智直观的不可能,如同费希特通过本原行动的道德意识来破康德一样,都独立地走出了康德的先验唯心论框架,走出了一条独立地论证自由实现的哲学之路。所以我当时主要是想借助于谢林哲学,把原有的比较粗线条的逻辑演进关系给破掉。我于是努力去寻求谢林破除逻辑决定论的方式,强调谢林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如何发现自然的主体性,发现了诗、审美、艺术和宗教在存在论上的突破性意义,以便说明在严格理性主义的思辨哲学框架内,谢林哲学具有一种生存论突围的品格。

至于谢林晚期的启示哲学,我也一直是在存在论突围的意义上来解读的。我2001-2003年在德国作为洪堡学者的研究课题就是研究他晚期的启示哲学。但具体如何理解,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谈了。在我的一些文章和翻译中都有介绍。

问:您在毕业以后先工作了很长时间,然后再到德国去学习,应该有一些语言或者生活上的困难。请问您是怎么克服的?您在德国学习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国内对学生的培养模式方面有哪些需要改进的?

作为洪堡学者能有充分的经费保障在那里会安心地做自己的研究,而且洪堡基金会安排我们在柏林歌德学院学好几个月的德语,这样可以稍微弥补一下之前在国内“哑巴德语”的缺陷。另外,就是广交朋友,能给自己创造与人交流的机会。由于我去德国之前,就已经在德国的Berliner Schelling Studien这个专业谢林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谢林自由问题》的文章,所以到柏林之后,我的德国朋友还是比较多的。Berliner Schelling Studien的主编在我到柏林后和我成为了好朋友,她每个学期在柏林洪堡大学开谢林哲学Seminar, 她都让我去参加,她也经常邀请谢林研究专家来柏林做讲座,也会让我去帮忙接待。我不仅借此机会认识了许许多多德国及欧洲的谢林专家,面对面说话多了,有了交流的语境,德语口语自然就好多了。克服语言难关,似乎除了多说话外,没有其他好的办法,没有了交流语境,口语就慢慢不会说了。

至于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我觉得现在中国985高校与国外名校的差别不是太大,一是强调多读原著,一是有意识地训练学生提炼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论证,这两点特别重要。我不觉得老师带着学生一字一句地读原典是一个好的培养方法,原典要靠学生自己去啃,其中的诀窍是沿着原典的问题意识去重建原著的思想论证,这是关键。这样才能把薄的书读厚,把厚的书读薄。本来很厚很艰深的书,如果老师不能带领学生们重建思想论证的进程,而是顺着自己的喜好随意主观发挥,就会让学生越来越糊涂,这是我的体会。

问:您从德国回来以后,怎么又转到伦理学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去了?您是怎么发生转变的?

这就又回到伽达默尔对我的影响了。伽达默尔是20世纪实践哲学复兴的最重要代表,他的释义学是实践哲学而不是理论化的方法论,而实践哲学的核心是政治哲学与伦理学。实际上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内在的思想动机和外在的目标都是伦理问题,存在问题和认识问题都与伦理问题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是伽达默尔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在他看来“理解-解释-应用”这三个环节中“应用”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而“应用”实际上就是实践问题,伽达默尔把我引向了实践哲学,他让我明白纯粹形而上学问题,要能获得一种通透的理解,就必须把其内在的存在自身的伦理机制揭示出来,否则存在问题的追问是无答案的。哲学如果没有伦理学,就会是纯粹空洞的。哲学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我觉得是可以仿照康德的话这样来说:“形而上学无伦理学是空的,伦理学无形而上学是盲的”,当然这样的理解,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超越我们世俗中对伦理学的误解与践踏。

问:您翻译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是我们今天学习经常用的版本。您当初为什么要翻译这个作品?您在翻译的过程中面临了怎样的困难?

这确实有许多机缘。我一开始没想到要去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因为我在复旦大学不仅给研究生而且也给全校本科生讲《尼各马可伦理学》,我一直觉得这本书是哲学人文教育中最值得精读的一部经典。但在讲课过程中,许多学生反馈说看不懂,我自己也觉得许多现代英美学者的解读,脱离古典哲学的语境比较远,而我自己先要把它读懂读透,必须借助于德国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解读。德国哲学家的解读与英美学者的解读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但德国哲学家几乎都是一流哲学家的解读,这一点似乎大家不太强调,但十分重要,他们是通过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解决现代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分析词语内涵的语义。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尼古拉·哈特曼、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当代的赫费等等,都是这样。于是,我就有一个想法,想通过翻译《尼各马可伦理学》把德语学界的亚里士多德解释成果介绍进来,同时为同学们提供一本可读性较强的版本。

当然,翻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对我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不懂希腊语。为了克服因不懂希腊文而可能造成的误读,我尽量多地对照不同的德文版翻译,对照一流哲学家的翻译和解读。譬如对“第六卷”中的“理智德性”部分的翻译,我就反复参照不同德文本,包括伽达默尔的译本,反复修订和矫正,同时也参照大陆和台湾出版的各种中文翻译本,使得我的译本基本是我的研究译本。当然,不懂希腊文毕竟是个大缺憾,这是不言自明的。但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原文丢失的特殊性,它的希腊文已经不是亚里士多德自己所写的原始文本,而是不断地在各种不同语言中,如阿拉伯文、拉丁文、希腊文、德文、英文,根据后人所理解的义理重建起来的,因此,义理的研究本身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言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德文在重建亚里士多德希腊文标准版本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就此而言,德文版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也就具有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而不能仅仅只是崇拜英文版。

问:您是《伦理学术》丛刊的主编,你应该对刊物非常了解,最近有没有哪篇文章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印象?

与你提的上一个问题,即关于如何理解美德伦理学相关,我特别推荐《伦理学术》第10卷(2021年春季号)上发表的努斯鲍姆批评英美美德伦理学的文章:《美德伦理学:一个令人误入歧途的范畴》,这样就会对美德伦理学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在我们即将出版的《伦理学术》第11卷(2021年秋季号)中,也有三篇海外名家专门讨论美德伦理学的文章,它们是德国奥特弗里德•赫费教授《亚里士多德的普遍主义德性伦理学》(袁辉译),德国马丁·霍耐克教授的《德性概念的困境--德性的歧义》(徐贤樑译)和美国罗伯特·劳登教授的美德伦理的一些弊病》(郭成译),读了这些文章后,我相信,不用看我的解释,你们就会对美德伦理学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问:在复旦大学从事教研工作这么些年,您有什么想分享的心得体会?

复旦大学哲学专业学术氛围很好,自由讨论的风气浓厚。不同学科的老师们都能够在第一哲学层面相互探讨。我们经常在一起读书、讨论一些纯粹学术问题,彼此没有学科的严格界限,这是很难得的。在其他高校,学科的界限可能会深一点,做中国哲学的和做西方哲学的基本很难谈到一起,但在复旦,这样的问题不存在。最难得的是老师们很少有门户之见,能在第一哲学层面上来定位自己所做的哲学工作的性质与意义,不会说我在这里是伦理学教研室,我就只做二级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做哲学的,我们真心实意地愿意做哲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自己从事的二级学科意义上的专门哲学在第一哲学层面上打通,形成自己的问题,这样才能与其他学科、其他老师形成学术共同体。

问:您觉得对本科生来说,今天要在什么方面多下功夫?

因为本科生未来并不一定是以哲学为业,可以从事哲学之外的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作,因而,大学这4年时间非常宝贵,绝对不能浪费,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哲学基础知识学好,养成哲学思维的习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士都希望能学哲学,都感到没有学哲学是人生的最大遗憾,因此我们有这样的机缘,本科能有四年时间学哲学,确实不能为自己以后留下终生的遗憾。很多人说哲学是无用的,实际上只有没有学好哲学的人才会这样说。真正学好了哲学的人,绝对能感受到哲学的大用,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水平和判断力,你们会认为一个不会思维且没有判断力的人未来会是一个有用的人吗?

从我自身的感受而言,我从哲学里面感受到纯粹的快乐太多了。哲学中的纯粹思想的快乐,是其他任何的东西取代不了的。但获得这种快乐又不容易,世俗生活的诱惑力太强大,那一套世俗的价值秩序也太强大,大到一般人的价值都是颠倒的。唯有哲学能给我们确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价值秩序,在这种价值秩序中,我们才能有定力。感受纯粹的快乐,就像在噪杂不堪的市场突然听一首古典音乐带来的那种安静的、自在的快乐,不学哲学是享受不到的。因此,学哲学下功夫的点就在于学会纯净我们的思想学会享受纯粹的东西。无论外界多么杂乱和颠倒,我们的内心都不会熄灭明亮的光与热,在处世不惊中自在地做出我们独立的判断。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原文链接:“百廿风华·校友访谈|邓安庆:道山学海,直谅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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